一 源起

湘西酉水流域上古为要服，周宣王时为蛮方，在秦楚争霸的战国中晚期，酉水作为勾通秦楚之间的交通孔道，曾一度成为争夺的焦点，楚时设黔中郡，秦置洞庭郡，汉设武陵郡，武陵郡包括洞庭湖西北和鄂、渝、黔一部分，永顺属当时的酉阳县，县治在今王村。

王村对岸的白鹤湾曾发掘出大量的战国楚墓。王村纱帽山下连绵的山坡上，是长约1公里、宽约百余米的汉墓区，在公官坪、官衙坪、丛树包、杨家坪、贝尔中学的两汉墓地中，出土过陶器、青铜器、滑玉器等遗物。酉阳古城也象酉水边同时期的里耶古城、保靖四方城一样，为帝国承担着扼守交通要道的职能。王村码头原有“楚蜀通津”、“酉阳雄镇”的题刻，反映了这种地理态势和建置沿革。

秦汉以来，中央王朝与湘西地方豪族之间的冲突不断，这类战争不绝于史。东汉建武二十五年夏，马援征蛮，结果被相单程阻击于沅水清浪滩以下的壶头山附近，官兵纷纷患疟疾，马援本人也“马革裹尸”而还。 南朝，汉族地区“赋役严苦，贫者不复堪命，多逃亡入蛮，蛮无徭役，强者不拿官税，结党成群，动有数百千人。”武陵山区一时成为了华夏人民的逃避薮。至隋统一时，以酉水流域为中心的武陵山区“冉氏、向氏、田氏者，陬落尤盛，余则大者万家、小者千户，更相崇树，僭称王侯。”（《周书》卷49）

黄巢起义以后流寇现象此起彼伏，湖南蛮人纷纷自立，一片乱象。原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州、县或被废弃不顾，或为少数民族首领起兵自保，豪杰并起，又旋起旋灭，在这个历史的浪潮中，一个重要的人物登场了，他就是酉水流域大姓豪族的结盟者，他就是五代时自署为溪州刺史的彭瑊，他的出现，深刻影响了以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割局。

自五季梁开平四年（910年）楚王马殷救彭瑊归楚，并以瑊为溪州刺史之后，彭氏在溪州“以恩结人心”，为溪洞“诸蛮”推戴，而世有溪州之地。在第二代彭士愁之时，势力急剧增大，自恃“昆弟强力，多积聚，故能诱动诸蛮皆归之”的势力，于天福四年（939年），挑起了溪州之战。

溪州之战虽然使彭士愁扩大疆域的企图受挫，但政治上却大获利益。战后，彭氏与马殷立铜柱盟誓，彭士愁愿“归顺王化，永事明庭”，而楚国以彭士愁接受其名义上的统治为条件，答应了彭士愁一系列要求，确认了彭氏的合法统治。彭士愁长子师裕为永顺土司之祖，次子师杲为保靖土司之祖，父终子承或兄终弟及，历五季的梁、唐、汉、周和宋、元、明、清九代王朝，共计八百一十七年。

溪州铜柱高一丈二尺，入地六尺，形为八面，由五千斤铜铸成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前，溪州铜柱就一直树立在酉水之畔会溪坪的荒野蔓草中。

二 土家族的形成

距王村不远的九龙蹬，就是当年溪州之战的古战场遗址。九龙蹬地处铜柱溪与酉水河交汇处，山势重叠，状若九条。遗址位于一个独立山顶上，呈马鞍形，面积约4000平方米。建筑大体呈方形，长、宽约25米，局步修凿成两进，四周利用自然岩体，人工垒砌成保坎，地面为自然岩石面，建筑北部有三道人工砌成的石级。表土中普遍分布灰青色瓦片。在遗址南端灰沟中出土大量遗物，年代很杂，最早的可到秦汉时期，以陶鬲足、铜钺为代表，五代时期遗物以大量的釉陶为代表，零星散见于地表的还有明清时期青花瓷片。

九龙蹬四周都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，仅有羊肠小道可以攀登而上，通过遗址背面的一线小道，可从对岸山洞取水，从现场可以体会到铜柱上所描述的“跨壑披崖，临危下瞰，梯冲既合，水泉无汲引之门，樵采莫通，粮糗乏转输之路”的地形特点。《通鉴》卷二八一：“士愁兵败弃州走保山寨”，《铜柱记》中“征鼓之声，震动溪谷，彼乃弃州保险，结寨凭高，唯有鸟飞，谓无人到。”九龙蹬遗址应是“保山寨”的所在。《铜柱记》中“乃迁州城，下于平岸”，是指将位于山坡上的州治，迁移到平地。这个山坡上的州城，即五代彭氏集团主要活动中心下溪州州治，推测应在王村。王村汉代墓葬区的上方有一片开阔地，民间称为“衙门坪”与“公官坪”，以纱帽山为背，以酉水为障，左侧小河从东部流过，前有荷花池，其格局俨然土司的城池。城的下方称为走马坪，有古道直上九龙蹬。1997年发掘“公官坪”建基工地时，挖掘出板瓦1块，与里耶出土的汉代板瓦略有不同，能否晚到五代，值得进一步工作。熙宁五年（1027），彭师晏袭州事，宋王朝下诏筑下溪州城，即《铜柱记》中提到的“平岸上的州城”，城址在会溪坪，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凤滩水库时淹没。溪州铜柱的原址就在九龙蹬与会溪城之间的铜柱溪旁。

土家族既不是生物学上血缘传承的自然结果，也不是语言的单位，而是由特定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族群。以彭氏及其所代表的蛮族五姓（田、向、覃、朱、龚），在争夺“生存空间”的激烈争斗中，激发起族群的内聚力。共同的历史命运，共同的生活舞台，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整体的情感。加上中央王朝“蛮不出峒，汉不入境”封闭政策，使它在不太漫长的几个世纪中，逐渐特化成具有共同语言、共同地域、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民族：土家族。

溪州铜柱象征着是土家民族的历史底蕰和精神气质，是土家民族的族徽。

三 彭氏家族的内部分化

自王村以西，沿酉水支流牛路河上溯，激石奔沙，水势奇险，两岸悬岩，夹峙上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发的猛洞河漂流正在此处。牛路河在北距老司城约十华里拐弯处，形成面积约5万平方米、高出水面约十余米的台地，地名弄塔，龙潭城就建在这一台地上。

五代时彭氏势力独大，田、向诸姓依附于它。大约在彭仕曦、彭师晏、彭师宝时期，彭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一系列变故，子弑父，兄杀弟，内部又有庶嫡之争，彭氏元气大伤。诸姓可能在此时各自独立。元代，原来的溪州被分割为永顺安抚司、葛蛮安抚司(辖南渭州)、思州安抚司（辖麦着、会溪、施溶三感化州和驴迟峒、腊惹峒）。永顺彭氏土司实际所辖的空间变得极为有限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彭氏土司从无险可守的下溪州州治会溪坪退守到城池隐蔽、四面天堑的龙潭城，实属合乎情理的选择。

“永顺司宗谱载，彭氏祖宗多葬弄塔村。”（乾隆58年《永顺县志》卷一地舆志）

“龙潭城在云蔼山下，其地一名弄塔，宋季彭允林建治于此，遗址尚存。”（民国《永顺县志》卷七建置志。）

但地方史志是否可信，这个城址是否存在，一直没有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。1995年，曾在台地中部平坦处发掘两条1×3米的探沟, 出土青花瓷片、陶片及炭末、兽骨等。2010年12月，我们再次调查龙潭城，并取得了重大突破：发现了宋代城墙和宋代文化层，证实了一个宋代城址的存在。

龙潭城宋代城址座西朝东，城墙长约260、宽约140米，面积约3万多平方米。城墙以夯土筑成，残高2.8米,宽约6.5米。城墙外围有明显的因取土筑墙而形成的城壕。城内堆积分为五层，第②③层出土青花瓷片，为明清时期。第④层包含大量宋代白瓷片和极少量的青瓷片、酱色瓷片、釉陶片，未见青花瓷片，为宋代地层。第⑤层为商周时期文化层。这几个地层土质土色区分明确，包含物单纯，并皆有一定的厚度。明代以前土司治所、墓地何在，元代的 “永顺”在何处？这是一段数百年来的公案。龙潭城宋代城墙和文化层的发现，第一次从考古遗存上确认了明代以前的土司踪迹，彭氏土司最初几世纪的景象开始被考古学的光芒所照亮。

四 老司城的出现

在干戈纷扰的宋元时期，永顺彭氏司治的规制是极为有限的，但家族的传承依然绵绵不绝，这种情况一直到明初彭添保时，才有了根本的改变。

老司城，以山为障，以水为池，万山环拱，林木森森。老司城遗址呈现了土司王朝鼎盛时期的壮丽图景。

老司城选择在一个偏僻贫瘠的山区，主要出于军事上的目的。自然环境构成了坚固的防御，环绕着城址，又有一系列险峻的军事关隘和防御设施。城址包括宫殿区、衙署区、街道区、墓葬区、宗教区、苑墅区等几个部分。

宫殿区位于城区北部，依山而建，东北高、西南低。形状略呈椭圆形，周长436米，总面积14000平方米。宫殿区共有四门，大西门为正门，连接右街的卵石古道，残存局部踏步台阶。南侧有门楼建筑。宫殿区西北角、西南角、东南角各有一门。城墙的厚度1米左右，以岩块、大卵石垒砌，并以石灰、桐油胶结。大西门两侧的城墙以红砂岩错缝平铺叠砌包边。城墙残高2米左右，西北部最高处达６米。

宫殿区主体建筑处在宫殿区的中部偏南，依山而建，正对着大西门，自下而上，形成四级阶梯状平台，直达宫墙顶端。地基用夯土筑成，高于四周地面。遗迹包括保坎、墙基、墙体、台级、散水、排水沟等，宫殿区内主要的排水设施G1、G16正承接主体建筑南、西、北三面墙根下的散水，通过宫墙下的涵洞流出宫城外。

排水沟G10从宫殿区顶端沿南城墙内侧顺势而下，直抵大西门南侧的两个排水孔。G10平面呈半圆形，总长度132米，沟上还有二座横跨的小桥。

衙署区位于宫殿区南侧，周长408.8米，面积8762.4平方米。其东、南、西墙保存较为完好，一般残高1─2米。衙署区西门残基至今仍出露在地面上，门宽3.4米，以条石作石阶，下通正街。

老司城内原街巷密布、纵横相通，相传有八街、五巷、两口，现在尚存其名的有： 正街（新街）、河街、五屯街、紫金街、左街、右街、鱼肚街等，其中以正街、右街保存最好。街巷全由红褐色卵石嵌砌路面，构成三角形、菱形等几何图案，整齐匀称、古朴雅致，颇具民族特色。

老司城东南郊是紫金山土司墓地，整个墓地依山势修筑成4列，整个陵园的地表由封土、拜台、“八字”山墙、花带缠腰过道、南北神道及石像生、照壁等遗迹组成，这对于复原明代土司陵园整体面貌，研究明代丧葬文化、土司世系、制作工艺都具有重要的价值。

老司城南部有一片神圣的区域，这里是土司时期的宗教区，也是土司辖区广大民众的精神中心。据考古勘探并结合地方志，可以确认的寺庙有祖师殿、观音阁、五谷祠、关帝庙、将军山寺、八部大神庙等。各种不同类型的寺庙，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、祭祀仪式，成为聚集民众、加强社会凝结力的一种手段。土司时期屡有征战，将军山祠、关帝庙借助超自然的威慑作用，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。

沿着灵溪河上溯，在老司城喧嚣街衢的背后，有一片静谧的壶天，在那里，山川秀丽，白沙清流，平冈低阜间分布着众多的土司庄园、别墅、钓鱼台等设施，是土司时期的苑墅区。在灵溪河两岸的崖壁上，已发现8处石刻题铭，记录了土司与家眷与友朋徜徉宴乐的时光。

“余思垒（注：思垒为土司彭世麒的号）暇时常侍老母同眷属游景，因酣起以记之。”

“弘治已末岁仲夏，余游同世亲冉西坡游此，得鱼甚多，其日从者千余，俱乐醉而归，思垒记。”

“嘉靖乙丑季夏，予□内阁大学士徐门下锦衣金垂川、吕松泉、庠士杜太行携宗族等同游于此，美。”

这些题刻记录了土司日常生活的生动片断，灵溪两岸自然山水，因人文光辉的映照，显得更加美奂美轮，淌洋其间，可以追思，可以凭吊，成为老司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老司城宫殿区发掘出丰富的建筑砖雕、瓦当、滴水等，装饰题材包括瑞兽、吉祥物、花草等，象征着龙凤绕脊，瑞气盈门，也衬托出宫殿建筑的庄重威严。这一时期建筑内，贮藏、取暖、排水设施一应俱全，祖师殿正殿柱架木枋，接榫处无凿痕，门窗雕有精美的图案，反映了明代建筑的情况。

老司城出土瓷片以青花瓷为主，大多为明代景德镇民窑的产品，少量为官窑产品。这些瓷器的题款中，有许多关于永顺土司的专门内容，如“宣慰使司佳器”、“永顺司制”、“五百年忠孝世家制”、“大厅忠孝堂记”、“都督府役徐沅斌贡”等等，说明这批瓷器是为永顺土司专门定制的，这种情况在全国并不多见。

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，老司城宫殿区城墙修建于明代早期，衙署区及老司城周边的大量相关建筑也大多修建于明代，如彭显英建猛峒别墅；彭世麒建颗砂行署；彭明辅建谢圃公署；彭宗舜筑壶窝别墅等。从目前已发掘的紫金山墓葬和周边墓葬的资料看，年代最早的是土司彭显英夫人墓，彭显英袭职在明天顺、成化间。老司城周边石刻题铭的年代主要集中在明代弘治、正德、嘉靖年间。

据清代《永顺县志》记载，土司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袭职后，常感誓下州受辰州约束，于是迁其治于灵溪之福石郡，即今老司城，现老司城后山称为福石山。

老司城在南宋和元代是否成为彭氏土司的司治所在，这一直是多年来考古发掘所关注的问题。通过解剖宫殿区南城墙，发现在宫殿城墙填芯土中有灰砖、瓦当和明代早期的瓷片，在城墙下的文化层中，第①层包含有明代早期青花瓷片，第②～⑧层，不见青花瓷片，只出宋元时期的白瓷片以及花纹砖、筒瓦等建筑构件，这表明，在明代修建宫殿城墙以前，老司城已经有了高规格建筑的存在。地方史志关于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（1135年）修建老司城的记载，很可能是信史。

五 与中央王朝的关联

那些来自遥远采石场的庞大石材，从一个侧面反映，修建老司城本身就是一项庞大的工程。在这个既没有发达的农业、又没有矿产的贫瘠土地上，是什么支撑了它的繁荣？

《明史·湖广土司传》：明洪武九年（1376），永顺土司彭添保。遣其弟义保等贡马及方物，赐衣币有差，自是每三年一入贡。永乐十六年（1418），永顺宣慰彭源遣其子率土官部长六百六十七人贡马。在彭世麒一代，进贡楠木的数量极其惊人，如正德元年贡楠木200根，正德十年献楠木300根，次者200根，正德十三年又进楠木470根。

明代土司“纳贡”和中央王廷“回赐”的次数、规模大大超过前代，这里既有土司取悦朝廷，朝廷恩赐于土司的政治意义，同时也有着巨大经济利益。

《明史》还记载：“永保诸宣慰，世席富强，每遇征战，辄愿荷戈前驱，国家亦赖以挞伐，故永保兵号为虓雄。” 《保靖县志稿辑要》：“明代土司最重要，盖藉以防苗也。”生于深山寒谷的土兵吃苦耐劳，又历经征战训练，作战骁勇，往往攻无不克，以至于苗疆“恃强负固，绝非一朝，朝廷兵威在所不惧，惟畏永保土兵”（清乾隆58年《永顺县志》）

明故永顺宣慰使彭思齐墓志铭：“公年十一授职，十三父厌世公独理司政无墜，十五奉征施州银山岭，十七征贵州都匀，是后用兵本省武靖镇筸，广西思恩，湖河川陕等处，所至咸克捷有功，屡荷朝廷恩宠，及致政复奉调征彬桂猺寇……，其忠勤大节□如此。” 遍翻彭氏族谱、土司墓志铭，这类征战比比皆是，从明初彭添保开始，这样的征战就一直没有停止过，其中，镇压镇竿苗民反抗是土司征发的主要方面。值得一书的是抗倭战役，此役肃清了十余年沿海倭寇骚扰，永保土兵为保卫祖国的海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

是普通土兵的牺牲，给土司换取了大量的封赏爵禄。这也许是支撑老司城繁荣的秘密。

六 改土归流

历史的图景是静止的，就象灵溪河的潺潺流水，它的转折点是外部的力量，一段完整的永顺彭氏土司的历史，也象一个生命体，有生有死，现在它也走到了尽头。

改土归流，把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直接控制，这是大历史的潮流。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，末代土司彭肇槐自愿改土归流，次年，回到祖藉江西吉安老家立产安居，彭姓有的迁往颗砂，有的迁到太平山坡的新庄，其下辖的三州六峒也随之销声匿迹。老司城从此废弃。出土物显示，清中期以后，精致的外来瓷片绝迹，老司城被以向姓为主的土著和外来者居住。旧的建筑倒坍了，变成废墟，或者其旧址上修建简陋的民宅。旧的街巷被继续沿用，但无力重修。老司城失去了往日的繁荣而返回到它的出发点：一个山多地少，封闭贫瘠，无法养活太多人口的普通小山村。一个昔日的城池就这样堙没在历史的土层之下。

“客游岁暮数归期

恋恋司城欲雪时

五十八旗人尽散

野梅开乱土司祠”（清孔宪道老司城怀古）

七 老司城的人文价值

1941年，地理学家吴壮达先生考察老司城，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：一种自然形势，只具备军事上的意义，而缺乏足够的经济条件，是无法长久持续的，除非灵溪下游的牛路河经人工改造可以通航，或者周围有自然宝藏，老司城的繁荣是不会重现的。

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今天，老司城遗址因为考古发掘而再次被世人瞩目。老司城作为一处大型考古遗址，至少具有以下人文价值：

1、中华民族从王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，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采取了因地制宜的土司制度，保持了西南乃至是整个国家的安定。从王村到老司城，永顺彭氏土司800余年来历史踪迹是西南土司制度的缩影。老司城遗址及周边的军事设施、土司庄园、古墓群、宗教遗址、石刻题铭都是丰富的“地面文献”，是历史的血肉，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、研究中国土司制度、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。

2、湘西武陵山区千山万壑、重岗复岭，聚居于此的土著民族，世称“蛮夷”，自先秦以来，绵绵不绝，少有迁徙。从秦汉大姓豪族到五代以后的大小土司，族属上一脉相承。从古代种族集团、民族谱系来重建华南历史，一进是中外学术界所瞩目的研究课题。彭氏世系及其所代表的田、向、覃、朱、龚诸大姓的渊源和谱系，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。

3、老司城建立在一个地势极为峻峭的山地，依山傍水、因地制宜、魅力独具。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，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。老司城基础设施保存完整，地上地下遗存丰富多样，山川氤氲和城市肌理依旧，城墙、砖雕、建筑、街坊重叠变幻，且与周边瑰丽的山水风光融为一体，极具多元立体的展示价值。发掘后的庞大废墟，将具有惊人的视觉冲击力，其观赏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为中国现存城市遗址中所罕见。

作者：柴焕波 

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